这些年长期往返中日之间，我一直在观察两边产业和社会的变化。

相比美国和中国，日本在这一轮 AI 浪潮中的声音并不突出，也常常被认为慢了一拍。美国不断定义技术的边界，中国快速把技术变成产品，日本则像站在亚洲 AI 叙事的边缘，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这次在京都 IVS 2026 待了三天，我感受到的并不是“日本没有 AI 浪潮”，而是它选择了另一种节奏和方向。

政府比企业着急，创业者比大公司大胆，海外团队也比过去更积极地寻找进入日本市场的机会。

政策很热，企业还在慢慢启动

日本政府对 AI 和创业的重视，至少在政策层面是真实的。

2022 年，日本政府推出“创业企业培育五年计划”，目标是在 2027 财年，把创业投资规模从当时的约 8000 亿日元扩大到 10 万亿日元。这个计划还提出，要培养 10 万家创业企业和 100 家独角兽。

这次 IVS 的政府参与规格也很高，而且不只是礼节性的站台。

第一天，在邀请制的 IVS CORE 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参加了“防卫创新的最前沿：创业公司如何改变新时代安全保障”的讨论。和他同场的，还有防卫装备厅长官青柳肇、Astroscale 创始人兼 CEO 冈田光信，以及 Boost Capital 的小泽隆生。讨论直接涉及政府采购、民间技术转化、创业公司的准入壁垒，以及技术、资本和人才如何进入新的防卫产业体系。

到了最后一天的 IVS LAUNCHPAD 创业者决赛现场，高市早苗首相又通过视频向大会致贺。一个在任首相以视频出现，一个在任防卫大臣亲自到场，这种参与规格，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日本政府已经不再只把创业公司看成经济政策的点缀，而是开始把它们放进产业竞争、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框架里。

大会把 AI、量子、太空、国防科技和政府采购放在一起讨论，释放出的方向很明确：日本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科技创业生态，也希望让更多前沿技术真正进入国家和产业系统。

但在公开展区里，我感受到的温度又不太一样。

大学、研究机构、政策部门和创业者很多，真正来自日本大企业的一号位和核心决策者却不算常见。当然，一部分高层集中在邀请制的 IVS CORE，这和我主要穿梭的公开展区并不是同一个场域。但这种反差依然存在：政策已经开始加速，企业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跟上。

在一个讨论量子计算的分论坛上，三井住友银行的年长嘉宾仍花了不少时间讲无现金社会。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谁先进、谁落后，而是日本技术议题与企业现实之间真实存在的时间差。

日本大企业往往把风险管控放在很高的优先级上。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在 AI 转型中，也可能遇到全球大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企业采购了几个 AI 工具，上线了几套系统，局部流程看起来更先进了，却没有真正改变组织的工作方式，也没有带来企业全局的效率提升和智能化进阶。

AI 转型如果只停留在工具层，最后很容易变成“原来的流程，加上一层 AI”。系统增加了，会议和审批没有减少，信息依然被组织层级切割，管理者也没有因此更接近客户和经营现场。

这可能是日本在这一轮 AI 产业发展中慢了一步，给大型企业带来的深层影响：不仅错过一些新产品和新公司，更可能让既有组织在面对下一轮全球竞争时，背着更重的历史系统缓慢转身。

有钱不等于创新，政策重视也不会自动变成企业行动。但如果没有长期资本、公共采购和制度耐心，创新确实很难长出来。

日本正在认真补这门课。只是从政策热度传导到企业决策，还需要时间。

不追最大的模型，先解决企业真实的问题

日本当然不是没有基础模型的野心。

Sakana AI 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司。2024 年，它完成约 2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2025 年又完成约 320 亿日元的 B 轮融资，累计融资约 660 亿日元，投后估值约 4320 亿日元。

它已经不是“准独角兽”，而是日本 AI 产业里少数真正具有全球辨识度的公司。

遗憾的是，这次在公开展区，我并没有看到 Sakana AI 成为现场主角。更醒目的仍然是 OpenAI、Google、AWS 等国际平台公司。

但如果只看这些大名字，也容易错过日本 AI 正在发生的另一种变化。

在展会上，我更明显地感受到，很多日本创业公司正在从“研究型 AI”走向 Agent、Workflow 和企业自动化。相比追逐最大的模型，他们更关心的是：AI 怎么进入企业流程？怎么替代重复劳动？怎么缓解缺人？怎么让经营结果真的变好？

LayerX 正在把“バクラク”从由人操作的 SaaS，推进为由 AI Agent 完成后台业务。PKSHA 也把 Chatbot 和 Voicebot 升级为 ChatAgent 和 VoiceAgent，并继续向客服、内部运营和 BPO 场景延伸。

这背后其实很日本。

日本企业真正愿意付费的，往往不是“聊得更像人”，而是能不能降本、能不能增效、能不能替代人手、能不能把复杂流程稳定地跑下去。

中国的 AI 氛围更快、更热，也更容易卷出新产品。日本慢一些，但它面对的问题非常具体：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大量纸面流程、复杂的企业系统，以及很难被写进说明书里的业务暗默知。

所以，日本 AI 的机会未必只在模型层，而可能更多出现在社会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这次现场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帮助日本企业提效的不只有日本公司，还有不少来自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度的创业团队。他们带着已经验证过的 AI SaaS、智能硬件和自动化产品，寻找日本企业的真实场景。

至少从这次现场看，海外团队切入日本企业 AI 转型的窗口，可能比我原来想象得更大。

中国快，日本深，机会可能在连接处

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年轻人。

现场来了很多学生。他们对 AI 没有太多焦虑，也没有明显排斥，更多的是好奇：主动体验、主动交流，也愿意把还不成熟的想法拿出来。

在最后的评审会上，一位日本年轻人展示了自己做的“扫厕所机器人”。虽然最后只拿到第四名，但他的创新意识和完成能力让我印象很深。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曾经在北京大学有过一段学习经历。

这类年轻人的成长轨迹，本身就说明亚洲技术人才的流动，已经很难再用单一国家来定义。

这次 IVS 上，中国团队也明显变多了。不仅有中国 AI 创业公司和智能硬件品牌，也开始出现像 WaytoAGI 这样的社区组织者，把中国和日本的开发者、创业者连接起来。在日本本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由华人创办的 AI-Native 企业。

很多日本企业会停下来，认真体验中国团队的产品。这里面当然有好奇，也有现实需求。

长期往返中日之间，我越来越觉得，中日之间不应该只被描述为竞争关系。至少在商业合作里，大多数创业者和企业经营者，并不会把政治当作每次对话的起点。他们更关心产品能不能用、合作能不能落地、彼此能不能长期建立信任。

如果说美国仍然定义着许多前沿技术的方向，那么中国已经在基础模型、产品迭代、工程能力和供应链资源上形成了全球竞争力。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有把新技术快速做成产品的能力，也有足够大的市场去完成一轮又一轮验证。

日本的优势则在另一个维度。

它拥有长期积累的工业制造能力，在材料、机器人、精密设备和大量专业领域里研究得更深，也更懂得如何把产品、品牌和服务带到不同国家。Sony、松下等日本企业，很早就开始面向全球市场经营，在产品定义、品质标准、渠道建设和品牌全球化上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

这些能力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走向下一阶段时需要的。

今天，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只面对“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也开始面对“怎样进入全球市场”“怎样建立长期品牌”“怎样在不同文化中被理解和信任”的问题。

尤其在工业 AI、机器人、智能制造、企业软件和智能硬件领域，中日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快，日本深。

中国擅长把技术迅速变成产品，把产品嵌入完整的供应链；日本擅长在工业和专业领域持续深耕，再把产品和品牌带向世界。

未来亚洲 AI 的机会，可能不只属于跑得最快的国家，而属于那些既能连接中国的产业速度，也能理解日本的专业深度，并帮助新一代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全球市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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